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现状：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 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 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 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成因：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 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 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 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 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 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建议和思路：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 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 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 控。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 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 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 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 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 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 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现状：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 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 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 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 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 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 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 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 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 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 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 会蔓延。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 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 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成因：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 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 要求。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建议和思路：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 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 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 地的情感纽带。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 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 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 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 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 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 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六、建设兵团问题现状：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 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 的象征。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 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 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 活现状。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 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 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 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 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 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 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 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成因：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建议与思路：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 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文章来源：新浪博客